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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7-07 13:36:21

                                                          2018年9月,法院判定赵宰范对队员施加暴力,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赵宰范认罪。

                                                          事实上,崔淑贤并不是没有抗争过。今年3月5日,崔淑贤报警,3月11日警方开始调查,4月8日,崔淑贤向管理韩国所有比赛团体的大韩体育会体育人权中心投诉,6月25日,向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然而,6月26日,一再举报却没有得到回应,崔淑贤无法忍受教练等人的霸凌和侮辱,自杀身亡,年仅22岁。

                                                          在6日举行的“崔淑贤自杀事件”新闻发布会上,崔淑贤的昔日队友作证说,教练确实有体罚和虐待行为,殴打他们是家常便饭。一位队友还透露崔淑贤曾被强迫陪酒,有一次聚餐,教练让崔淑贤陪酒,当时崔淑贤趴在卫生间里,站都站不稳,胃疼得一直在喊叫。两个队友表示,此前怕遭到报复没有说出真相,他们对去世的崔淑贤表示歉意。

                                                          李前大法官为他的观点列出三个理由。其一,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干预;其二,行政长官缺乏挑选法官时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其三,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不适宜独自挑选指定法官。这三个理由看似有些道理。可是它符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吗?答案是:不符合!理由如下:

                                                          韩国总统 文在寅: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和严厉的处罚,任何霸凌和暴力都不能正当化。

                                                          根据基本法,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六)项规定,行政长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级法院法官。这一规定简洁明了,任何人都不会不理解。同时基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香港法院的法官,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把这两条合起来理解:首先,法官的任命权或不任命权在行政长官;这项权力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其次,第八十八条规定的独立委员会有推荐权,行政长官应在该委员会推荐名单中作出任命决定。再次,推荐权不能演绎为决定权,行政长官有权不接受该委员会作出的推荐,要求其重新推荐,直至行政长官接受并作出任命。说到底,只有行政长官有权任命法官。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香港国安法关于行政长官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在指定前可征询特区国安委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规定,与基本法有关规定在法理上是一致的,是行政长官权责范围内的事项。行政长官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是在已经按照基本法规定作出任命的法官当中来指定,不存在重新任命另外一批法官的问题,而这些法官在任命前已经上述独立委员会推荐,也就无需再推荐。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国安法规定特区须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不是特首一人的机构,还有中央派出的顾问,是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监督问责的、负责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特首在指定审理国安案件的法官时征询该机构的意见,也是理所应当的。除此而外,特首还要征询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见,这就更加体现了国安法尊重和维护特区司法体制的立法精神。因此说,李前大法官的担忧可以不必了。

                                                          这里倒是必须指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在行政长官指定法官的过程中只发挥咨询作用,而绝不能把行政长官指定法官的权力变成“橡皮图章”。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对法官的任命权和按照国安法对法官的指定权都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或程序性的,在执行中不能变形,不能走样。

                                                          崔淑贤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下雨了,我被打得很惨,每天都在流泪,像一条狗一样被打,我宁可死了。"  除了身体上遭受伤害,崔淑贤还遭到来自对于的言语侮辱,有队友嘲笑崔淑贤长得像变性人。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6日报道,此次被列入英国制裁名单的包括25名与“律师马格尼茨基死亡有关”的俄罗斯公民、和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相关的20名沙特公民、两名涉嫌对少数民族实施暴力的缅甸军事将领,以及两家朝鲜组织。这些个人和组织在英国的资产将被冻结,他们也不能再入境英国。值得注意的是,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俄罗斯侦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和沙特情报部门一名前负责人。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